短短一頁的遺囑，卻寫了4個小時…李開復的罹癌體悟：人生真正的悲劇是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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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是第四期」

幫我做正子電腦斷層掃描（PET）的醫療人員，依照正規程序作業。他把我帶進檢查室之後，立刻輸入我的資料， 設定攝影器材。我太太和我，每年都會回台灣做健康檢查。

2013 年初，我們的一位親戚被診斷出癌症，所以我太太決定我們兩人在那一年，要加做核磁共振和電腦斷層掃描的檢查。做完之後，醫生說他在初步的掃描中發現異常，要我回去醫院做正子掃描。

核磁共振和電腦斷層掃描的結果，需要專家的眼睛來判斷，但正子掃描的結果，一般人也能夠看得懂。接受檢查的人，會被注射放射性示蹤劑，這是一種含有微量放射性同位素的葡萄糖液，癌細胞通常比身體的其他部位吸收更多糖分，這些葡萄糖液會集中在可能長了癌細胞的部位，而正子掃描出來的鮮紅色部分，就代表這些集中的部位。在檢查之前，我問專業人員，掃描完成以後，我能不能看一下結果。他說：「我不是放射科醫師，但我可以讓你看一下影像。」

於是，我整個人躺在機器上，被送進一個大圓柱裡。45分鐘之後，我被送出來了，掃描人員彎身坐在電腦前， 緊盯著螢幕，快速點著滑鼠。

「我可以看影像了嗎？」 「您應該先請教放射科醫師，」他回答，沒有抬頭看我。 「但是，你剛剛告訴我，我可以看一下，」我表示抗議： 「就在螢幕上，不是嗎？」

在我的堅持之下，他把螢幕轉向了我。我瞄了一眼之後，全身打冷顫，皮膚立刻起了雞皮疙瘩。螢幕上，我的胃部和腹部，出現了大量群聚的紅點。

「那些紅色斑點是什麼？」我顫抖著下巴問。

他的眼睛不願直視我，原本的發冷，轉變成一陣強烈的恐慌。

我問：「是腫瘤嗎？」 他說：「可能是，」還是不願意直視我的眼睛：「但您應該先保持冷靜，請教放射科醫師的看法。」

我的腦袋一片暈眩，但身體繼續進行著自駕模式。我請那位專業人員把掃描結果列印出來給我，然後我走向放射科醫師的診間。我還沒有和放射科醫師約診，隨便看掃描結果是違反院方規定的，但是我一直請求，直到有人出來為我破例為止。看完掃描結果之後，放射科醫師告訴我，這些群集型態顯示我罹患了淋巴癌。我問，是第幾期？他想要轉移這個問題。

「嗯，很複雜，我們必須檢查是哪一種⋯⋯」 「第幾期？」我打斷他的話。 「可能是第4期。」

離開診間，走出醫院，我雙手抓著檢查報告，緊緊貼在胸前。我深怕有人看到，知道我身體裡面長了什麼東西。

我決定，我必須立刻回家寫遺囑。

短短一頁，4個小時

這滴眼淚落在紙上，又得讓我再多花一個小時。當我感覺到淚水逐漸滲透眼眶時，我順手抽了張面紙，想要擦去淚水。但是，就是遲了一秒，它不偏不倚落在我寫在紙上的那 個「李」字上頭。淚水融合紙墨糊了開來，變成了一坨黑漬， 所以我得重寫一次。

在台灣，想要遺囑立刻生效，必須親筆手寫，不能有任何汙損或修改。規矩訂得簡單明白，雖然有點過時了。我拿出最好的鋼筆，我用這枝筆簽過不知道多少本我自己寫的書，包括一本自傳，好幾本鼓勵年輕人透過努力工作、掌控事業的勵志書籍，每一本的反應都很好。現在，這枝筆卻不聽我的使喚，我的手因為焦慮一直顫抖，正子掃描的影像， 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。我試著專注在律師給我的指示，但是我一走神，筆就滑了，不小心又寫壞了一個中文字，整個又得重新來過。

不是只有掃描結果的那些紅色區塊，讓整個遺囑的寫作過程那麼困難。我必須用繁體中文字來寫我的遺囑，一筆一畫都比中國使用的簡體中文字更複雜、更細緻，這是現今世上還在使用的最古老語文的一種。我從小學習繁體字，小時候愛看武俠小說，國小時還自己寫過一本。

我在11歲時，從台灣搬到美國田納西州就讀中學。這是比我年長許多、當時已在美國工作的哥哥給的建議。他告訴母親，台灣的教育制度過於僵化、考試導向，不適合像我這樣的孩子。要把年紀尚小的么兒，送到半個地球外的地方，對我的母親來說很是煎熬。在離別時，她只要我答應一件事：每週寫一封中文家書給她。她每次回信，都會附上我寫的上一封信的影本，上面標示了我的錯別字。這樣的通信習慣，我從中學、大學到研究所，都一直保持著。

但我在 1990 年代初期，進入蘋果公司之後，我們手寫通信的頻率就降低了。到了我移居北京，成立微軟亞洲研究院之後，電腦讓我花在手寫繁體中文字的時間更加減少了。想在電腦輸入中文字，只要打出羅馬拼音，再挑選正確的文字就好了。後來，AI 進一步提升打字的效率，會自動根據內容進行預測，挑選最符合前後文意的中文字。這項技術已經讓輸入中文字的效率，不亞於輸入英文等字母語言的效率。效率是提高了，記憶卻流失了。此刻，我正彎著身子看 著桌上的紙，努力從記憶中召喚被我荒廢了幾十年的繁體中文字。我一直忘了在某個字加上一點，或是不小心把某個字多寫了一劃。每一次我寫錯了字、無法巧妙修補時，就得把紙揉掉，整個重新來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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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是第四期」

幫我做正子電腦斷層掃描（PET）的醫療人員，依照正規程序作業。他把我帶進檢查室之後，立刻輸入我的資料， 設定攝影器材。我太太和我，每年都會回台灣做健康檢查。

2013 年初，我們的一位親戚被診斷出癌症，所以我太太決定我們兩人在那一年，要加做核磁共振和電腦斷層掃描的檢查。做完之後，醫生說他在初步的掃描中發現異常，要我回去醫院做正子掃描。

核磁共振和電腦斷層掃描的結果，需要專家的眼睛來判斷，但正子掃描的結果，一般人也能夠看得懂。接受檢查的人，會被注射放射性示蹤劑，這是一種含有微量放射性同位素的葡萄糖液，癌細胞通常比身體的其他部位吸收更多糖分，這些葡萄糖液會集中在可能長了癌細胞的部位，而正子掃描出來的鮮紅色部分，就代表這些集中的部位。在檢查之前，我問專業人員，掃描完成以後，我能不能看一下結果。他說：「我不是放射科醫師，但我可以讓你看一下影像。」

於是，我整個人躺在機器上，被送進一個大圓柱裡。45分鐘之後，我被送出來了，掃描人員彎身坐在電腦前， 緊盯著螢幕，快速點著滑鼠。

「我可以看影像了嗎？」 「您應該先請教放射科醫師，」他回答，沒有抬頭看我。 「但是，你剛剛告訴我，我可以看一下，」我表示抗議： 「就在螢幕上，不是嗎？」

在我的堅持之下，他把螢幕轉向了我。我瞄了一眼之後，全身打冷顫，皮膚立刻起了雞皮疙瘩。螢幕上，我的胃部和腹部，出現了大量群聚的紅點。

「那些紅色斑點是什麼？」我顫抖著下巴問。

他的眼睛不願直視我，原本的發冷，轉變成一陣強烈的恐慌。

我問：「是腫瘤嗎？」 他說：「可能是，」還是不願意直視我的眼睛：「但您應該先保持冷靜，請教放射科醫師的看法。」

我的腦袋一片暈眩，但身體繼續進行著自駕模式。我請那位專業人員把掃描結果列印出來給我，然後我走向放射科醫師的診間。我還沒有和放射科醫師約診，隨便看掃描結果是違反院方規定的，但是我一直請求，直到有人出來為我破例為止。看完掃描結果之後，放射科醫師告訴我，這些群集型態顯示我罹患了淋巴癌。我問，是第幾期？他想要轉移這個問題。

「嗯，很複雜，我們必須檢查是哪一種⋯⋯」 「第幾期？」我打斷他的話。 「可能是第4期。」

離開診間，走出醫院，我雙手抓著檢查報告，緊緊貼在胸前。我深怕有人看到，知道我身體裡面長了什麼東西。

我決定，我必須立刻回家寫遺囑。

短短一頁，4個小時

這滴眼淚落在紙上，又得讓我再多花一個小時。當我感覺到淚水逐漸滲透眼眶時，我順手抽了張面紙，想要擦去淚水。但是，就是遲了一秒，它不偏不倚落在我寫在紙上的那 個「李」字上頭。淚水融合紙墨糊了開來，變成了一坨黑漬， 所以我得重寫一次。

在台灣，想要遺囑立刻生效，必須親筆手寫，不能有任何汙損或修改。規矩訂得簡單明白，雖然有點過時了。我拿出最好的鋼筆，我用這枝筆簽過不知道多少本我自己寫的書，包括一本自傳，好幾本鼓勵年輕人透過努力工作、掌控事業的勵志書籍，每一本的反應都很好。現在，這枝筆卻不聽我的使喚，我的手因為焦慮一直顫抖，正子掃描的影像， 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。我試著專注在律師給我的指示，但是我一走神，筆就滑了，不小心又寫壞了一個中文字，整個又得重新來過。

不是只有掃描結果的那些紅色區塊，讓整個遺囑的寫作過程那麼困難。我必須用繁體中文字來寫我的遺囑，一筆一畫都比中國使用的簡體中文字更複雜、更細緻，這是現今世上還在使用的最古老語文的一種。我從小學習繁體字，小時候愛看武俠小說，國小時還自己寫過一本。

我在11歲時，從台灣搬到美國田納西州就讀中學。這是比我年長許多、當時已在美國工作的哥哥給的建議。他告訴母親，台灣的教育制度過於僵化、考試導向，不適合像我這樣的孩子。要把年紀尚小的么兒，送到半個地球外的地方，對我的母親來說很是煎熬。在離別時，她只要我答應一件事：每週寫一封中文家書給她。她每次回信，都會附上我寫的上一封信的影本，上面標示了我的錯別字。這樣的通信習慣，我從中學、大學到研究所，都一直保持著。

但我在 1990 年代初期，進入蘋果公司之後，我們手寫通信的頻率就降低了。到了我移居北京，成立微軟亞洲研究院之後，電腦讓我花在手寫繁體中文字的時間更加減少了。想在電腦輸入中文字，只要打出羅馬拼音，再挑選正確的文字就好了。後來，AI 進一步提升打字的效率，會自動根據內容進行預測，挑選最符合前後文意的中文字。這項技術已經讓輸入中文字的效率，不亞於輸入英文等字母語言的效率。效率是提高了，記憶卻流失了。此刻，我正彎著身子看 著桌上的紙，努力從記憶中召喚被我荒廢了幾十年的繁體中文字。我一直忘了在某個字加上一點，或是不小心把某個字多寫了一劃。每一次我寫錯了字、無法巧妙修補時，就得把紙揉掉，整個重新來過。